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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古籍整理中的字形问题
 更新时间:2024-04-24 15:11:02

  古籍整理工作,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。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,对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,对造福于子孙千秋万代,其价值都不可低估的,近几年来,在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下,这项工作已经制定规划,拨给专款,组织人力,正扎扎实实地进行中。

试论古籍整理中的字形问题

  整理古籍涉及的面十分广泛,许多问题有待探讨。这里仅就其中字形问题,谈点一得之见,聊表献芹之意。

  (一)

  整理古籍,除了影印善本书、手稿之外,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字形的问题。校点本固然要对古籍中的字形,根据本书前后文字或不同版本文字以及他书引文,逐一校勘,下一番甄别、取舍的工夫;注译本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。提高性质的专著,固然要讲究字形,做到一字不苟;通俗读物,哪怕是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几首诗,也要甄别字形,马虎不得。

  古籍中字形问题之所以复杂,是因为:

  第一,汉字在漫长的发展过中,不断演变,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。从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籀、小篆、隶书到楷书,字体的演变,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字形。即使是后期的楷书,从汉末至今,在近两千年的使用中,又有繁体字、异体字、通假字、古今字以及避讳字等等的区别,给字形带来种种分歧。同一个字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的形体,例如:“丘”可以写作“邱、坵、 ”,“回”有四种写法,“亩”字的形体多达七种。这里仅仅是说楷书的不同字形,还不包括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籀、小篆、隶书以及行书、草书等的不同写法。

  第二,古籍在长期辗转抄写,反复翻印的过程中,又有不少字形的变异。别字姑且不论,单是错字,就有偏旁的脱漏、误植,笔画的错讹、变形,不胜枚举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古籍,即使是善本书需要进行校勘的原因之一。道理自明,无庸赘述。

  如何处理字形分歧问题呢?一九六四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版社事业管理局公布了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》,作为统一铅字字形的范本,并且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,重铸铜模,广泛推行。经过好几年的努力,逐步扭转了报刊出版物中纷然杂陈的字形分歧。这是一种进步的,可喜的现象,其业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  不过,这份字形表只规范现代汉字的字形,表前的说明指出:“至于排印古籍和科技书籍的,以及人名地名里的罕用字的字形,有待以后逐步整理,另行公布。”采取这种谨慎态度,本无可非议。只是“有待”一待就是二十年,未免太久了。在当前古籍整理的密锣紧鼓中,不能再等待了。这个问题宜列入议事日程,给予以认真的解决。

  (二)

  解放以来,在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的努力下,处理古籍中的字形问题,摸索出不少成功的经验,值得认真总结,大体上,在下列方面基本解决或接近解决,但有的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  关于避讳字 避讳字是封建时代因避讳改易文字而产生的。从秦汉开始到清末以前,古籍中遇当代帝王或所尊者之名,忌讳用原字,而采取改字、空字、缺笔的办法回避。有的甚至不惜改变前人的姓名、官名、地名、书名、年号等,往往搞得混乱不堪,或者“令人暗索,有如射覆,甚不应也”(陈垣《史讳举例》)。这是一种病态的现象。当然,避讳字作为一种历史痕迹,在校勘学上有一定的作用,那是另外一个问题,本文不加讨论。

  辛亥革命之后,逐步纠正这种弊端,解放后,已经彻底废除。对古籍中的避讳字,分别情况,给予适当处置。缺笔避讳字,除影印本,其他各种本子都坚决改进来,诸如:¥(丘,避孔子讳),¥(玄,避康熙皇帝玄烨讳)之类的怪字,均一扫而空。对空字避讳和改字避讳,则做具体分析。据中华书局《古籍点校通例(初稿)》归纳为:“凡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,一律不做改动”;“后人传刻古书避当朝讳者,则应据古本回改”。这样做既保留了原书面貌,又方便读者阅读。当然,其中一些提法,有的同志有不同看法,还可商议讨论。

  我个人的看法是,对清代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不宜提“一律”不作改动,以改为“一般”不改为妥。即遇影响理解文义,造成混乱者,则应回改。例如:清人为避雍正(胤禛)讳改王士禛为王士正或王士祯,为避乾隆(弘历)讳改明弘治年号为宏治,这些都宜回改。这类情况不少,回改对读者有好处。再从避讳学上存真的角度,即保存作品的原貌,以利辨证、确认作者和作品产生时限的角度来说,保留清人著作中的避讳字的意义,不及保留清以前著作中的避讳字的意义大。现存清人资料较多,确认清人及其作品的时限,还有多方面的依据,避讳字的存真要求可适当放宽些。

  关于繁体字 这里有两个问题。一是历史上繁简字体的分歧,古籍本身存在这类问题。整理时一般都采取谨慎的态度,不排斥古籍中的简体字。例如:“无”作为“無”的简体字,上古已出现,后来有的刻本改为“無”时不对的。

  二是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,能否用简化字刊印古籍一直有争议(详熊国祯《关于用简体字排印古书的初步看法和建议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,1980年第7期)。目前大体上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和实际情况,分别采用繁体字和简化字处理古籍的字形。

  属于普及性质的,如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代诗文,一般古籍的通俗读物,用简化字印刷。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情况来看,用简化字进行古籍普及工作,还是可行的。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》中有意保留了“籍、乾、摺、夥、徵、覆、馀、隻、像、準、瞭、锺、鬱、叠、麽”十五个繁体字,一般就能够适应刊印古籍普及本的需要。个别会产生歧义的简化字,可另刻其繁体字,作为特殊处理。据了解,目前各地出版社都作如此处理。试设想,如果不用简化字排印古籍通俗读物,而一律用繁体字,一般年年轻人都看不懂,古代文化的普及工作恐怕就要中断了。

  还有一类选注读本,如人民出版社编印的《古代散文选(上、中、下)》,正文用繁体字,题解、注释等用简化字。这种双轨制的方法,再发稿和排印中麻烦不少,稍不注意,容易繁简相混,但对有志深造的古籍爱好者来说,通过字形的比较,逐步掌握繁简字,有利于直接阅读古书。这是一种良好读物,很受欢迎。

  至于提高性质的,如古籍校点本、研究专著等,仍用了繁体字印行,这并不违背汉字简化的精神,也不违反普及于提高的分工。当前汉字简化工作属于现代汉字的范畴,并不包括古代汉字。不管将来现代汉字改革变化到什么程度,作为提高性质的古籍整理本,仍将来采用繁体字,这是毫无疑义的。

  关于通假字,古今字 一般需保留。即使是通俗读物,保留通假字、古今字仍有好处,可以通过注释、讲解让读者获得有关这方面的知识。当然,入门的初阶书也可以改通假字为本字,改古字为今字,以方便初学者。而对提高性质的古籍本来说,则不可妄改。清代乾隆学者严厉抨击明人(特别是明代书贾)篡改古书,是十分正确的。解放后古籍整理都认真遵守这以宝贵遗训,有的注释本还进一步用“×,通×”表示通假字,用“×,后来写作×”表示古今字,还用“×,同×”表示异体字,以资区别。这些做法,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  关于错字 必须认真改正,这正是古籍校勘的任务之一,中华书局《古籍点校通例(草稿)》明确指出:“底本一般笔画小误,字书所无,显系误刻者,可以迳改,不初校记。”“凡遇日曰淆舛,已巳混同之类的误刻,均须指正,以免误排。”

  (三)

  但是,有的字形问题,在古籍整理种尚未得到解决,有的似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这里特提出来,供有关方面考虑。

  关于异体字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的联合通知指出:“全国出版的报纸、杂志、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。但翻印鼓书须用原文原字的,可作例外。”在整理古籍种,对异体字处理方式不一。有的一律保留;有的一律不用;一般是改动个别的异体字,如“咲”改为“笑”,而大多数异体字仍予保留。可是,究竟哪些异体字须改,哪些不改,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。例如,有的把“煙”改为“烟”,有的不改,异体并存。

  以我之见,对古籍中的异体字,除影印本之外,都应该改过来。这是因为:第一,异体字本身在版本、校勘上没有多大的意义,起码就目前对异体字的研究来说,还找不到它们有确认时限的作用,似无存真必要;第二,废除异体字,有利于读者,可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辨识字形的工夫;第三,保留异体字,徒然给编索引、词典以及文字的信息处理增添了麻烦,实无益而有害。似不足取。

  不过问题并不那么简单,对什么叫异体字,在理解上还有分歧。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指出:异体字是“两个(或两个以上的)字的意义完全相同,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”(按:着重号为引者所加),很明显它们是有别于古今字、通假字、繁简字的。但是按这个定义来对照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。则其中不少是不能算异体字的,例如:“舍”和“捨”就不是异体字,因为它们意义并不完全相同,而且“舍”字上古就有,“捨”是后来才出现的,应属于古今字,在现代汉字中又属于繁简字。“逾”和“踰”也不是异体字,仅仅因同音而借用,属于通假字,在现代汉字中又属于繁简字。其他还又“岳:嶽”;、“游:遊”、“背:揹”。此外,有的在现代可以算是异体字,可在古代却不是,例如“于:於”。正由于理解不同,在实际处理种也就各异了。看来有必要重新编定现代汉字的异体字表和古代的异体字表。

  关于新旧字形 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》对现代汉字的字形做了规范化,调整了一部分字的形体,这样旧产生了新旧字形的问题。例如,把“¥”改为“¥”,把“¥”改为“¥”,把“呂”改为“吕”,把“¥”改为“直”,把“吳”改为“吴”(详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辞海》修订本所附的《新旧字形对照表》)。新旧字形在笔形和笔数上都有出入。

  新字形原是供现代汉字使用的,并不要求排印古籍使用。可是,在目前的古籍刊印中往往新旧混杂。一般来说,属于该表6197个通用汉字范围内,用的是新字形,超过这个范围的冷僻字则仍旧沿用旧字形。有的甚至同一个字同时用新旧字形,例如“吴”和“吴”同在一本书中出现,大概是新旧铜模铸的字混在一起了。这样,无端又增加了新的字形问题,给读者带来不便,也给整理古籍增添了无谓的麻烦。比方说,编专书词典,究竟以新字形为准,还是以旧字形为准,令人伤透脑筋。有的字,弄得不好,就会错认为是两个字,两收而失误。又如编索引,字的笔画数或四角号码,以新字形为依据,还是以旧字形为依据呢,这也是难题。有的索引按旧字形计算笔画或四角号码,可排出来得字却是新字形,对不上号。好心得编排者只得向读者声明:找不到时,请到相邻近得笔画数内查找。这么以来,徒然浪费了编者和读者的许多宝贵时间。不久将来,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整理古籍工作时,这个问题将更为突出。看来,这种混乱状况目前就应该设法克服。宜采取一律新字形。现在的问题时,需要认真调查一下:究竟时恢复原有的旧字形的铜模经济些,还是增添通用汉字以外的新字形铜模方便些。笔者不了解情况,不敢妄言。请有关部门和专家考虑、定夺。这里只能呼吁重视这一“小事”。

  [附注]本文原列有不少字例,因印刷条件限制,大都删去。

  (此文载《广西大学学报》198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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